讨论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历史产生的影响

摘要: 二战之后, 美国对日本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的、深层次的, 主要表现在外交和安保上, 也表现在政治经济上。从短期来看, 日本借助这种影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物质利益上所获不菲;但是从长期来看, 日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从而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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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战之后, 美国对日本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的、深层次的, 主要表现在外交和安保上, 也表现在政治经济上。从短期来看, 日本借助这种影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物质利益上所获不菲;但是从长期来看, 日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从而蕴含了很多潜在的风险。可以说, 美国对战后日本历史的各种操控和影响, 其本质是保证日本按照美国设定的轨道前行, 保证美国的各种利益, 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长期利益和战略利益。可以预见,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美国带给日本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难题将进一步显现。
  
  关键词:美国; 日本; 战后历史;
     American Influence on Japan's Postwar History

世界史   
  美国在战后日本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 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 都是空前的。时至今日, 美国依然深深地介入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侧面, 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 大而言之, 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对外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几乎主宰了日本的安全保障事务。在这一因素的强有力作用下, 同时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少表现出主动性, 而是被动地对美国亦步亦趋。其二为对内关系。美国占领日本期间, 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日本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其后, 美国依然能够对日本政治、经济等施加较大的影响力, 使之发生符合美国期望的一些变化。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有的学者甚至将日本称为美国的“附属国” (1) .
  
  可是, 总体而言, 上述日本的被动角色往往是被忽视的, 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一段时期里, 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引人注目。其作为国际社会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被大力宣传, 所谓的“日本模式”曾经风靡一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日本人似乎也以“成功者”自居, 有些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此, 他们对于美国施加于其历史进程的力量或者讳莫如深, 或者视而不见。当然, 许多国际上的学者和观察家似乎也被表面的现象迷住了双眼, 纷纷加入到讴歌日本的大潮中去。在其后的时间里, 日本则面对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牵动了其敏感的神经, 无暇思考和审视美国对日政策产生的各种后果。概而言之, 美国对战后日本历史的负面影响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剔除美国因素的话, 战后日本历史的轨迹会完全不同。应该说, 美国对战后日本历史的影响, 既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而且, 二者还是相互转化的, 一些正面影响后来逐渐转化为负面影响。因此, 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入分析并准确判断美国对战后日本历史的影响, 有助于把握战后日本发展的本质, 也有助于较好地判断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势。鉴于国际、国内学界关于日美关系的研究涌现了大量的成果, 鉴于关于战后日本历史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 还鉴于历史发展已经有了足够的沉淀, 本文拟在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不同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以较为宏观的视野, 梳理、分析和评价美国在日本战后历史中的角色和定位, 以期进一步正确认识战后日本历史的特点。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关系:深层次的忧虑
  
  在对外关系上, 日本的相关政策在战前和战后有着极为重要的不同。战后, 日本自身的外交政策是极其被动的, 其最高原则就是追随美国, 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当然, 这不是说, 日本在外交方面不考虑自身利益, 而是通过一种曲折的方式来争取自身利益。换句话说, 日本尽量减少与美国的摩擦, 将日本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中, 通过对美国的顺从来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时至今日, 日本的这一思维依然没有改变。2017年12月, 日本前驻美大使加藤良三刊文认为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一事实并不会轻易改变”, 故而日本的战略, 就是通过协助美国而获取自身的利益。他说, “对日本而言, 重要的是站在同盟国美国的立场眺望世界”, “通过理解美国关于世界各种问题的优先顺序, 就可以看到美国在亚太、印度洋期待日本发挥作用的轮廓”[1].
  
  日本之所以如此选择, 在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 美国的实力和地位。
  
  第一, 二战之后, 美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强权国家, 而日本则是美国的手下败将。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特点一直比较稳定, 这就是美强日弱的态势。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段, 例如20世纪80年代, 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似乎有凌驾于美国的趋势, 但未能持久。这种状况造成了日本在与美国交往时的心理劣势, 保证了日本的顺从。在小布什政府时期, 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声称, 要将日美关系从从属提升到对等的伙伴关系。对此, 有学者评论道, “所谓对等的伙伴关系, 并非完全的对等。美国的本意是, 日本一直是美国的家臣, 现在希望家臣更强大, 承担更大的责任”[2]119.许多场合所谓的“日美平等”的真正含义, 仅此而已。
  
  第二, 美国结束占领日本之后, 于1951年和日本缔结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经过1960年的修改之后, 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允许美国驻军日本, 因而对日本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成为美国在日本推行自身政策的最强有力的保障。该条约造成的后果是, 一方面, 战后日本安全保障 (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利益) 仰赖于美国, 所以对美国没有底气;另一方面, 美国在冲绳等军事基地驻军,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日本的威慑, 从而保证日本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在1971~1972年的中美谈判中, 基辛格反复强调, 美军的存在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他对中方这样解释:“从我在大学教学的理论来看, 我们从日本撤退, 就等于准许日本重新武装、打破在太平洋的另一侧日本与中国间的力量平衡, 这是符合逻辑的。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政策。日本如果大肆进行军备的话, 就会轻而易举地重复30年代的政策。”[3]55这就是所谓的“瓶盖论”.不可否认, 上述言辞是美国为日美军事关系所做的辩护,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对日本的真实想法。
  
  其二, 日本政治精英的选择。
  
  历史运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中, 日本国内的逻辑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战后日本民众和政治家的对外认识, 以及其选择的对外政策, 既建立在对战败反思的基础之上, 也建立在和美国政策的互动之上, 还建立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之上。其中, 日本政治家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和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战后日本外交的方向。
  
  冷战爆发后, 日本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抉择, 这就是再军备问题。自冷战形势明朗之后, 美国对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日本重新武装。日美媾和之前, 美国当局提出的“对日讲和构想”有4个重点, 其中第一点是:“对日本的重建军备不给予任何限制, 同意该国最大限度的经济、通商自由, 并促使其参加联合国及‘反共共同体'.”[4]159显然, 美国有意重新武装日本以应对苏联的挑战。但是, 这种意图在日本不得人心。在1950年前后, 日本各地出现了很多的民众组织, 支持所谓的和平四原则, 这就是全面讲和、反对再军备、反对军事基地、坚持中立。这样的全面讲和运动, “并不限于政党和工会, 而是囊括了包括学者团体、学生组织、市民组织、宗教团体的各个阶层民众。为此, 政府也不能不顾及国民从太平洋战争获得的惨痛经历、反战思想和和平宪法, 不得不对杜勒斯所要求的正式的再军备做出抵抗”[5]20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当时的内阁总理吉田茂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家, 以宪法为挡箭牌, 借口日本经济还比较虚弱, 拒绝了美国所要求的大规模重新武装, 在安全保障上选择了一条渐进的、有节制的发展军事力量的路径。也就是说, 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 日本最小限度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 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这种做法的结果, 就是日本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 从而进一步放弃了其在对外事务上的发言权。当然, 随着历史的发展, 日本独立性的增强, 日美之间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 小的摩擦, 例如,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 最终以1972年1月日本实行自主限制结束。这是“日本在’战后第一次说不‘, 在媒体等方面对政府有了高度评价对美强硬方针的风潮”[6]148.但是, 鉴于日本最终选择了妥协退让, 并没有影响日美关系的大局。
  
  从日方来说, 其选择追随美国、依靠美国还基于以下主观上的理由:
  
  第一, 攀附的行为取向。日本战败之后, 其独立性遭到破坏, 没有力量推行自主外交, 这是其不得已的地方。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日本民族的性格中就具有依附强者的一面。政治家吉田茂认为, “日本文化大多是从外国输入的, 不知不觉地, 日本人的头脑中就会认为外国了不起, 外国人了不起”, 因此“只相信外国人说的话, 没有自主外交”, 这是“日本的缺点”[7]630.而日本学者松田武也说, 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少是自己苦苦求索而来的, 大多数来自于顶着权威光环的外来之物。“正因为如此, 对于横亘在自己面前的权威, 多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缺乏批判的力量, 不得不表示顺从。20世纪5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非武装中立论被抛弃之后, 多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就掉进了依靠美国的陷阱中。最终, 他们放弃了思考、判断其它选项并付诸实施的自主努力。”[8]Ⅶ正因为如此, 战后初期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当局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 也就不难理解了。当时的一位政治家发现, 从最高责任人, 到财界、实业界、新闻界以至于右翼阵营, “今日日本上下都充满了事大的风潮。”[9]252以至于他哀叹:“日本国民岂不是堕落为没有自主性的三、四等民族了吗?”[9]263如此做法, 其逻辑后果, 必然带来国家政策层面的依附美国。
  
  第二, 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许多日本精英认为, 日本之所以战败, 就是因为与实力强大的英美为敌。吉田茂是战后日本外交路线的奠基人, 他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经验就是同英美合作, 而教训就是不同英美合作:“日本外交的前途在于沿着明治之后的大道前行, 而其核心是对英美亲善”, 而且“这是从过去历史得到的宝贵经验, 值得铭记”[10]38.针对战后日本外交, 他反复强调, “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遵循对美亲善的大原则, 这个原则不会改变, 也不应该改变。”[10]40
  
  第三, 作为一种策略。吉田茂奠定的亲美路线,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国家发展的策略。这正如日本学者所言, “吉田向绝对权力者麦克阿瑟毕恭毕敬, 企图以弱者的狡黠智慧打出一条活路的姿态, 深得日本民心。”[4]223作为政治家, 吉田茂具有商人的政治观:“对于吉田茂而言, 在国际关系中, 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富裕繁荣与否。”“对于日本而言, 幸运的是, 他所信奉的哲学是:经济力量是第一位的, 而军事力量只能发挥第二位的作用。”[11]68而为了发展经济, 他就必须计算各种成本和产出, 选择在经济以外的一些重要领域依靠美国, 显然是一条捷径。
  
  应该说, 日本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通过紧紧追随美国, 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从而可以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非但如此, 其还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获益良多。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借助所谓的“韩战特许”, 一举摆脱了经济低迷, 实现了强劲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冷战形势下, 日本依托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技术, 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过, 战后日本的和平, 既是美国保护下的和平, 又是美国威慑下的和平。显然, 战后日本的和平蕴含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概况起来, 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战后日本的和平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和平。冷战没有变成热战, 这是日本的幸运, 而局部战争没有发展为全面战争, 更是日本的幸运。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日本只是成为美军的后方基地, 不仅没有遭受战火的蹂躏, 反而以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日本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从常识来看, 是充满危险性的。不能不说, 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国家战略争论中, 所谓的中立路线显然是一种更为和平的路线。对历史问题的评价, 不能简单地以今天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评价昨天的决策。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进行观察的话, 结论可能大为不同。
  
  历史具有吊诡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偶然的和平, 日本社会的紧张感消失了, 也就是说, 持续了多年的和平主义思潮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尤其是在统治阶层中间。日本从短短的几十年历史经验得出结论, 以为追随美国就是有了和平的保障。显然, 这是一种孕育着巨大危险性的想法。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国家的强弱也是发展变化的, 不存在一种永恒的状态。随着美国的衰落,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日美关系必然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日本的外部环境将会经历一个不安定的时期, 日本执政者能否保证国家在和平的轨道上航行, 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 战后日本的和平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和平。也就是说, 其和平环境的获得, 乃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日本自身对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立场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缺乏透明性的。所以, 对于日本而言, 迄今为止的对外政策, 更可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 从而掩盖了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例如, 日本学者评价池田勇人说:“池田认识到 (以民族主义的办法解决问题) 是困难的, 所以专心于经济建设。这是一种恢复日本人的自信和骄傲、恢复日本独立性的间接的办法, 但也可能是最为实际的办法。”[12]138可是, 我们从一些史实中, 可以看到日本渴望走向另外一条道路的强烈冲动。1962年, 池田作为首相访问欧洲, 其间, 他曾经感慨地对秘书说:“如果日本有军事力量的话, 我的发言权可能是今天的10倍吧。”[12]200一个鸽派政治家尚且如此, 其他政治家的想法就可想而知了。所以, 二战之后, 日本所经历的和平环境, 既可以说是美国赐予的, 又可以说是美国强加的。正因为如此, 这样的和平一直面临着日本民族主义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期, “日本可以说不”就是一次对美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显然, 长期处于美国的阴影之下, 日本被压抑的民族主义诉求, 终究会有决堤的一天。
  
  第三, 战后日本的和平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和平。战后日本的和平, 并没有伴随着日本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正因为不反思, 所以对于战争更多地是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待, 而很少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待。如此一来, 当条件允许的时候, 其就难免会蠢蠢欲动, 再次走向战争的道路。有人认为, 战后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已经不可能回到战前军国主义的老路上了,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可疑的命题。关于这一点, 有学者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有用, 无论是何种思想和理论, 日本人都会毫不踌躇地加以采纳。进而言之, 即便看起来不一定有用, 但以所谓的新鲜、漂亮或者先进国家正在流行等原因, 许多思想和理论被采用了。”不过, 一些过去的思想和理论, 看似无人理睬, 却在等待时机:“某种思想和理论, 如果不适合现在的状况, 并不因此将之完全丢弃, 而是搁置起来, 等待来日它重新发挥作用。总之, 这就是所谓的综合性的利用。”因此, 军国主义思想有着充分的可能死灰复燃。“在这种意义上, 有人担心现在不被关注的陈旧思想, 譬如军国主义的复活, 可以说是有它的理由的。虽然说现在民主主义又在流行, 但却不能以此为根据, 断言日本人已经成了民主主义者, 或者日本人已经决定性地放弃了军国主义。应该说, 日本人本来既不是军国主义者, 也不是民主主义者, 其本质就是顺应形势, 根据不同的情况利用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或者说, 日本人的本质蕴藏在变化、变动之中。”[13]84由此看来, 有朝一日, 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并非杞人忧天。
  
  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客观形势制约之下的一条权宜之计, 其中并没有日本真正的自主性的艰苦努力, 更没有其发自内心的某种信念发挥作用。也正因为如此, 日本没有形成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 极易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动摇。
  
  二、战后日本的发展:成绩和困惑
  
  总体上而言, 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政治进程比较平稳, 其中美国的角色不可或缺。战后初期, 美国主导了战后改革, 欲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治经济秩序, 以彻底根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但是, 由于冷战的出现, 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其更多地试图利用日本原来的统治阶层来稳定日本, 使其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在这样的原则之下, 美国强化了和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关系, 将日本塑造成其冷战的盟友。学者高坂正尧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说过:“安保条约被批评为军事同盟, 但是, 需要认识到, 现在的同盟并不单单是军事同盟,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政治方向和经济方向。”[11]7当然, 从20世纪末开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 美国因素又以新的方式嵌入到日本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 经济模式
  
  战后美国对日本经济的主要影响, 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即奠定基础、扶植提携和引导转型。
  
  第一, 美国占领当局主导的战后改革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中, 土地改革和整肃财阀两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日本的经济秩序, 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农地改革创立了新的自耕农阶层, “自耕农体制的创设淡化了改革前以地主、佃农为中心的纵向的农村阶层关系, 为农村中的平等化和民主化做出了贡献, 在日本农村形成了稳定而厚实的保守层, 为战后在保守党体制下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安定做出了贡献”[14]90.而整肃财阀则为战后的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如果没有财阀的解体, 将不会有索尼、本田等战后革新企业进入市场的余地。”[15]18因此, 不能不说, 日本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经济秩序的重建。关于这一点, 日本学者中村正则说:“我认为战后的制度改革 (由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 和从’政治的季节‘向’经济的季节‘的转变, 这两点激发出了日本人从底部涌现的能量。”[15]76
  
  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 十分引人注目。众多的学者考察其原因之所在, 而所谓的“日本模式”说具有广泛的影响。“日本模式”指的是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和指导, 从而确保其按照某种设定的规划发展。但实际上, 其来源, 既有日本历史内在的因素, 也有美国占领军的因素。美国学者道尔经过研究认为:“被当作战后的’日本模式‘的, 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一种混血的’日本-美国模式‘:锻造于战争年代, 加强于战败和被占领时期, 由于对国家虚弱的长期惧怕以及日本需要顶级计划及保护以实现最大经济增长的广泛信仰, 得以在接下来的年代中继续维持。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日本的战败, 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就无法被理解。借用战败初期流传的幽默新词汇来说, 所谓的’日本模式‘, 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占领军模式‘.”[16]547
  
  第二, 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美国的扶植提携是分不开的。冷战局面形成之后, 美国着眼于民主化和分权化的占领政策, 转变为扶植日本的政策, 使之成为西方阵营在亚洲的堡垒和核心。此时, “美国需要达成两个目标:在东亚构筑防止共产主义’侵略‘的军事防波堤, 以及稳定战后日本经济, 使之成为支撑亚洲开发经济的核心。”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认识到, 如果日本军事负担过重的话, 就可能迟滞其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 前者的军事角色专门由冲绳来承担, 而日本本土则专注于经济复兴, 这样进行了任务分割。麦克阿瑟尤其对这样的占领十分热心, 主张东亚军事的安定, 即便日本本土非武装化, 如果将冲绳要塞化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17]49.还应该注意到, 在美国的战略中, 不仅仅是在日本国内进行了分工, 在亚洲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分工。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承担作为军事前沿的任务, 而日本则全力发展经济。
  
  在这种政策之下, 日本获得了发展经济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一, 美国对日本全面放开市场, 降低关税。日本“1958年对美国出口的比率超过亚洲, 此后直到1973年为止, 对美出口均居首位 (其比率为4~5成) .这种贸易上依赖美国的出口结构, 在高速增长期完全定型, 并且除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外, 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期”[15]74.由此可知美国市场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其二, “美国提供的经济优惠, 使日本得以大量引进吸收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迅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美国的对日经济合作政策, 使日本资本得以重返东南亚, 占据了战后第一块宝贵的海外市场”[18]321.其三, 在日本加入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 (例如OECD、IMF以及关贸总协定等等) 的时候, 都获得了美国的关键支持。应该说, 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 上述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 冷战之后, 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 在极其广泛的领域, 日美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美国指责日本在钢铁、电视机、工作机械、汽车、录像机、半导体等领域出口太多, 要求日本减少出口, 更多地购买美国产品。迫于美国的压力, 1985年4月9日, 中曾根首相破例通过电视讲话, 提出全面开放日本市场, 并号召为了扩大进口, “希望每名国民多买100美元的外国制品”[19]234.1985年9月22日, 日、美、德、法、英5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 一致同意协调干预外汇市场, 这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前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换240日元, 但到1986年猛升至125日元左右。也就是说,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日元的价值, 一年间上涨了1倍。”[15]13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应该说, 泡沫经济的破灭成为日本经济转型的强大内生动力。在日美贸易摩擦的时候, 美国对日本经济运行的方式多有指责, “从个别产品开始的贸易摩擦最终发展为对对方国家的经济体系指手划脚的地步”[20]169.双方在1990年发表《日美构造问题协议最终报告》, 声称“包含了日美双方重要且广泛的努力和措施, 以贡献于对外不均衡的进一步消减”[21]1186.实际上, 这主要是美国为了减少对日贸易逆差, 而向日本提出的各种要求, 包括要求日本改变储蓄、投资模式、流通模式、交易习惯等等。但是,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之后, 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自身对于以往的发展模式失去了自信, 而对经济强劲发展的美国羡慕不已。所谓病急乱投医, 日本国内主张仿效美国经济模式的呼声高涨, 而日本政府也热衷于进行所谓的“结构改革”, 并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达到了高潮。小泉的招牌政策是“邮政民营化”, 其“全盘否定邮政储蓄的作用, 试图导入美国型社会构造, 即’竞争优先‘、’放弃弱者‘”[22]249.这正如日本学者所描述的, “当今日本政治的潜流就是’日本的美国化‘.……不仅是在外交和国防上, 就是在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大学制度甚至商业习惯上, 日本政治都朝着美国化的方向狂奔”.其结果, “地方经济、中小微企业、农业和家庭生计都被弃之不顾, 弱者被抛弃”[23]14.应该说, 这些年来日本经济改革的成效还需要持续观察, 但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却已经越来越严重。
  
  从上述可见,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 同时也是美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影响、引导其变化的历史。极而言之,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方向一直在美国的某种掌控之下。这种依赖性和脆弱性, 乃是国家关系上日本对美国依赖性和脆弱性的重要体现。
  
  (二) 政治发展
  
  战后日本的政治进程并非自主、自然发展的结果, 而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施加了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战后改革给日本政治带来了新气象, 同时也框定了日本政治的基本走向。整个战后日本政治史, 如果没有美国, 是无法正确理解其发展轨迹的。
  
  第一, 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框架是美国主导和制定的。二战后, 美国本来准备打造一个全新的日本, 使之不再对自己构成威胁, 也不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当时的条件下, 这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美国拥有绝对性的强制力量。但是, 随着冷战的形成, 美国倾向于利用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对日政策的重点也从改造转向扶植。其中, 有两项政策最为重要, 影响也最为深远, 这就是保留天皇制和官僚阶层。
  
  战后, 尽管国际上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很高, 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最终选择保留天皇制。麦克阿瑟强调天皇的利用价值:“如果对天皇进行审判的话, 日本人将视之为历史上最大的出卖行为, 从而长期对盟国抱有愤怒和憎恶的感情。其结果, 大概会产生持续数世纪的相互复仇的连锁反应, 日本人或者消极或者积极地反抗, 从而导致行政活动的停止, 地下活动、游击战的盛行。那样的话, 近代民主改革就无法实现, 而随着军事活动的停止, 所能看到的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在民众之间广泛传播。应对这样的局面, 至少需要上百万人的军队、数十万的行政官员, 同时还得确立战时补给体制。”[5]164其中不难看出, 麦克阿瑟是从防范共产主义这一角度来理解天皇制问题的。如果换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 麦克阿瑟重视天皇在日本社会稳定中的角色, 企图以天皇来笼络日本人民, 借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挑战”.当然, 关于这一点, 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就更是予以强调了。例如, 政治家吉田茂说:“依据我国存续已久的历史观念和传统的精神, 皇室是我民族的始祖、宗家。这不是理论, 而是传统的事实。对皇室的尊崇, 是人伦之义, 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我国的民主主义, 要不以此观念、精神为基础, 就无法确定。”[24]199可见, 在保守势力看来, 没有天皇, 日本似乎就国将不国了。当然, 必须承认, 近代以来, 天皇在巩固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谓民族,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 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5]6.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政策, 和天皇的神圣地位是同步推进的。这样, 天皇被塑造为国民凝聚的核心, 国民对国家的忠诚通过对天皇的忠诚体现出来。战后的天皇制虽然不同于战前的天皇制, 被称为象征天皇制, 但其作为民族的象征, 依然具有稳定国家的功能。
  
  在美国占领期间, 虽然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战前的官僚系统大部分保存下来。众所周知, 为了清除战前的军国主义势力, 美国对其各个领域的重要成员强制采取了解除公职的处分。但“在总数为21万的解除公职人员中间, 军人之外的官员仅为2000人左右, 并且几乎都是内务省出身, 大藏省出身的仅有山际正道等9人”[26]41.正因为如此, 日本战后流行的观念“青年才俊在战后日本脱颖而出”, 并不完全是事实。也就是说, 这句话只适用于民间企业, 而政府官厅则完全不是这样, 大藏省的人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连续性。正是在美国的庇护之下, 日本的官僚组织“相较于推动国家总动员并走向战争的全盛时期, 其实际上获得了更大的权限和影响力”[27]274-275.占领军对天皇制和官僚制的支持---这两种制度是“战前日本政治体制之中最不民主的制度”[17]4, 使得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极不彻底, 同时也使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能够找到精神依托。
  
  第二, 在战后日本历史中, 美国隐然介入了其政治的进程。美国在战后一直推行支持保守势力的政策。日本社会党、共产党之所以相对弱小, 美国对保守党的扶植是很重要的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为了确保保守势力掌握日本政权,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保守政治家进行资金援助。美国国务院在2006年发表的声明中承认, 1958年日本大选, 中央情报局向一些自民党亲美派议员提供了政治资金, 而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予以批准。美国认为:“如果左翼政治势力在选举中获胜, 日本的中立主义力量将更强大, 从而可能产生左翼政权。”[28]67-68可以说, 美国正是出于这种危机感而介入了日本的国内政治。在池田勇人内阁时期, 美国也对自民党进行了资金援助。显然, 美国对保守势力的支持, 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 日本政治比较稳定, 但却是建立在保守势力独大基础上的稳定;另一方面, 美国的干预阻碍了日本政治的自然进程, 革新势力无法对保守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制衡, 从而造成了战后日本政治中的一系列问题:金权政治、派阀政治、利益政治等等。
  
  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对有独立倾向的政治家进行打压。田中内阁时期, 由于田中角荣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美方高度警惕。石油危机之后, 田中展开了积极的资源外交、能源外交。对此, 美国也是忧心忡忡。1973年6月, 美国大使馆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文中, 对田中内阁的资源外交表示了忧虑。其中写道:“日本对原油进口的依赖和对供应减少的恐惧, 使他们致力于维持和产油国、欧美国际石油资本的友好关系, 开发独自的供应来源。但是, 美国应该做出努力, 不要使日本的石油政策打乱消费国之间的步调。”[29]166为了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田中积极寻求能源供应品种的多元化, 特别是对铀矿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美国对此也感到不安。后来, 田中角荣在洛克希德案件中被判有罪, 日本国内盛传此乃美国的阴谋。不容否认, 田中在外交上展现的某种独立性乃是阴谋论得以出现的深层次背景。事实上, 战后日本首相当中, 田中角荣、铃木善幸、鸠山由纪夫等人, 由于对美国表现出了某种独立性, 或者某种不顺从, 执政时间都未能长久。相反, 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人, 紧紧追随美国, 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 则都成为长期政权。其中的奥妙, 值得深思。正因为如此, 对于日本政治家乃至国民而言, 美国的意见往往是政治博弈场上的一个重要砝码。例如, 日本着名评论家立花隆在谈到一个政治家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各种条件时, 美国白宫方面的评价如何就是其中之一[30]43.
  
  第三, 美国的所谓民主主义引起日本社会的反思。战后一整套的政治制度, 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战后日本的新宪法, 就是美国占领军草拟的, 而日本政府所作的工作, 就是将英文译成日文而已。关于战前日本政治制度和战后的最大区别, 右翼政治家岸信介的一段话还是颇为说明问题的。他说:“在明治宪法之下, 天皇是超越了数字多少的绝对存在。在政治上, 其也有发挥作用的手段。战后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战前即便人数上很多, 但在紧急情况下, 陛下的圣断可以压制多数派, 解决问题。战后则完全是以数量取胜。”[31]180当然, 战前的政治制度具有很浓的封建性, 伴有许多天然的缺陷;但是确实应该认识到, 战后的民主主义似乎有些背离日本的国情。例如, 也有学者开始反思:“我们日本人一直沿袭了美国式民主, 可这是GHQ为了排除军国主义而使之渗透到日本的。我认为, 现代日本人的责任就是再构筑日本自己的民主主义。……冷静地分析思考GHQ和占领政策, 稳妥地建构日本自己的民主主义。为了子孙后代, 我们必须这样做。”[32]14事实上, 作者自己只是隐隐约约地认识到, 日本需要一种更为符合日本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 但是, 这种模式到底是什么, 可能还需一番艰苦的探索。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 美国在战后日本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介入之深。从经济上来说, 美国从贸易上要求日本自我设限, 到要求开放市场, 再到以美国观念、美国标准来重塑日本经济, 逐步深化, 也使日本经济的自主性越来越弱。其中的深层次影响, 依然处于发展之中, 但前景不容乐观。从政治上来说, 美国的目标是保证政权亲美, 从而贯彻美国的政策和主张。正因为如此, 日本政治家的政策、主张受到美国强大的制约, 无法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日本自身的利益做出重大的调整。
  
  小结
  
  自近代以来, 日本一直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之中,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程度尤甚。不过, 应该说, 面对强大、强势的美国, 日本很好地维护甚至是争取到了自身的利益。或者也可以说, 战后日本的领导人, 能够审时度势, 最大程度地维护日本的利益。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 实际上也是美国影响日本的后果之一。同时也不得不承认, 日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代价, 概而言之, 就是自主和尊严。对此, 右翼的代表人物三岛由纪夫曾经说:“战后日本沉迷于经济的繁荣, 忘却了国家的根本, 丧失了国民精神, 舍本而逐末, 陷于敷衍和伪善, 灵魂堕入了空白状态。”[33]289-290言语过于激烈, 但内容还是值得思考的。
  
  并且,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没有自主和尊严, 就很难长久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长时间的打磨, 已经形成了如下的特点:第一, 它愈来愈牢固地使日本的发展成为美国利益的一部分。虽然日本利益和美国利益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但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诱使、或者迫使日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做出改变, 从而使得日本越来越像美国, 越来越成为美国希望的样子, 甚而可以说越来越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不过, 国与国之间所谓的利益, 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利益的一致是十分重要的, 但价值观的相近也同样重要。日本的价值观和美国的价值观, 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 其发展趋势, 令人关注。第二, 它助长了保守的、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战前遗产的势力。本来, 军国主义灭亡之后, 日本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的, 革新势力的迅速壮大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但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大力支持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 露骨地压制革新势力, 从而对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但是, 这些保守势力和战前的军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 势必将矛头对准美国。日本的保守势力清楚地认识到, 美国希望日本修改宪法, 希望日本变得“强大”, 但这种“强大”是有限度的:“日本尽可能地以自身的力量构筑防苏战线, 以此减少美国的负担, 同时继续依赖美国。也就是说, 美国希望看到的, 就是这种程度的’强大日本‘.日本的自卫能力超过了一定的水平, ’过于‘强大的话, 其对美依赖就会减弱, 这样, 日本就不从属于美国利益了, 而这恰恰是美国的恶梦。”[28]70问题的关键在于, 美国能否很好地把握这个度?第三, 它诱发了一种长期的惯性。在战后初期, 日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追随美国。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来看, 对于日本而言, 这种选择可能是明智的, 或者说不得已的。但是, 久而久之, 战后长时间追随美国、顺从美国, 成了一种习惯而难以自拔。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之时, 日本会不由自主地放弃独立的思考, 无法判断何为正确的决策。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指出:“从’黑船‘到麦克阿瑟, 一旦受到来自国外的强大压力, 日本人就会将危机感和屈辱感作为动力, 完美地实现变革。”[34]39从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 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优点淋漓尽致的发挥, 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为了在没有答案的时代中生存下去, 自己寻找答案的创造力与构想力, 以及大力推动实践的行动力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候, 也需要有扫除面前障碍的勇气与力量。以往的经验是无法告诉我们答案的”[34]138.这一点, 正是许多日本有识之士反复思考的问题。其中,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无疑就是, 在新的时代, 日本如何能够摆脱美国的阴影, 从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以目前日本的现实来看, 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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